科学谋划，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支撑国家战略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段路明院士（右一）在指导学生做实验。贾桂昊摄/光明图片

江苏大学志愿者走进镇江市丁卯第二中心小学开展“AI进校园 科技零距离”主题活动。於伟杰摄/光明图片

【建设教育强国·教育笔谈】

编者按

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先导任务、坚实基础、战略支撑。在2024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教育强国需要处理好的五个重大关系，即“正确处理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等重大关系”。这是对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路径与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方法论。当前，应如何深刻理解这“五个重大关系”的内涵？在实践中存在哪些因对其认识不到位、把握不精准而导致的观念偏差、行为误区？处理好这“五个重大关系”，需在何处着力？即日起，本版特邀相关专家学者，以对谈的形式围绕“五个重大关系”逐一展开研讨。

嘉宾

沈毅 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

朱旭东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

柯政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

主持人

本报记者 邓晖

支撑国家战略与满足民生需求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记者：随着人民群众“有学上”的需求得到满足，“上好学”成为当前突出诉求。老百姓所期盼的“好教育”和教育强国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有什么关系？如何理解支撑国家战略与满足民生需求本质上的一致性？

朱旭东：支撑国家战略、满足民生需求，是教育强国价值的一体两面。教育强国建设支撑国家战略主要体现为支撑国家的科技战略、人才战略，国家需要全面调动资源，通过及时、高效的横向与纵向沟通，有效维护国家科技和人才战略利益、推动实现国家科技和人才战略目标。而实现对国家战略需求的支撑，要通过满足民生需求来达成，主要体现在国民教育体系优质均衡发展、教育城乡一体化发展、教育公共资源提供均等化等等，特别是在“有学上”向“上好学”的需求转变中，让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优质教育资源的可享性、可惠性和可得性。具体说，使每个家庭的孩子都可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和公共教育服务，为实施国家战略提供坚实基础。

沈毅：这种“一致性”具体到高等教育领域更为明显。从“以人民为中心”的视角出发，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都是为了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是高等教育同时满足国家战略急需和民生需求的核心路径。从本质上看，两个需求的根本目标均指向“人的现代化”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宏观布局，实质是为创造更高水平的民生福祉；而民生需求驱动的教育公平、就业质量提升，则为国家战略实施培育人力资本。国家战略急需和民生需求二者通过高等教育这一枢纽实现了资源整合与目标协同，是完全统一的。在实践中，我们也深刻认识到，唯有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转化为教育提质增效的内生动力，将破解民生痛点的追求深度融入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学生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统一起来，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构建教育与国家、社会、个人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生态。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地位作用愈加凸显，现在明确提出“正确处理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的关系”。这体现了教育定位功能的哪些变化？

朱旭东：在教育强国建设过程中要正确处理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的关系，体现了教育既要满足个人发展又要满足国家发展的双重发展价值。在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这种“双重”发展价值因国家发展需要在侧重点上也表现出差异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把民生需求放在发展的重要位置，经过了扫除文盲、普及义务教育等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的历史阶段，实现了学前教育普惠，义务教育、高中教育普及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民生需求进一步得到满足。进入新时代，教育国家战略支撑的价值日益突出，中国教育进入一个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的价值共生时代，它体现了教育功能定位发生诸多变化，主要表现在教育对国家安全和发展、国家核心科技创新能力及全球竞争力、国家全球领导力，包括全球文化软实力等诸多方面产生作用，尤其是需要教育在人才战略，包括国家科技人才、国家战略人才和核心技术人才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

沈毅：一是教育定位上升为强国战略核心支柱。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实现从“基本民生”向“国之大计”的根本性跨越，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能升级，从保障民生向维护国家安全拓展，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布局中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内核和民族复兴战略支点。二是教育转向战略先导与规则重构。教育功能从被动适配、需求响应转向主动引领，从保底线转向促跃升，以前沿领域超前布局开辟发展新范式。如高校在基础研究、未来产业等领域的科研突破与人才培养，实质是以知识创新牵引生产力变革，通过创造“非对称优势”打破技术路径依赖，重构国际竞争规则。三是教育承担着“既谋当下，更利长远”的双重责任。短期通过普惠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质量、助力社会治理，长期依托拔尖人才培养机制构建创新生态。这既筑牢教育公平根基，又铸就人才突破阶梯，使得教育成为连接社会民生与科技攻坚的关键纽带，为国家发展注入既有普惠支撑力、又有尖端突破力的持续动能。

系统谋划、动态调整，实现优质与均衡的协调统一

记者：当前，我国教育发展既要巩固基础，也要追求卓越。处理好两者关系应把握哪些原则？

柯政：当前，我国教育确实面临一系列新挑战。一方面，民生发展需求不断提高。随着公众整体受教育程度提升，老百姓对教育的诉求越来越高、越来越精细。再加上自媒体等媒介发展，不同诉求组织化、集聚化日益凸显，教育改革的可容错空间不断变小。另一方面，西方一些国家不遗余力推动科技和人才“脱钩断链”，我们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上的挑战与日俱增，需要大胆探索、勇于改革。要在千难万险中突围，有三点至关重要。首先是教育系统内部要加强协调，走集成创新的突围之路，建好用好高水平智库。其次要加强社会协同力建设，要更加深刻理解教育强国建设的重大战略意义，为教育改革攻坚克难营造良好环境。最后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要理性认识到民生需求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必须正确处理表层需求和根本需求、短期需求和长远需求、部分需求和整体需求的关系，以人民根本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分清轻重缓急，逐个破解。

朱旭东：满足民生需求是支撑国家战略的底层逻辑，支撑国家战略是满足民生需求的高级形态。要把握好以下原则：一是坚持教育国家战略需求的优异性原则，在教育强国建设过程中，要保持依据国家战略需要配置教育资源的优先性，要保持优质教育资源的国家战略需求可供性，要坚持各级人才选拔的拔尖性，要坚持师资队伍的优质性，要坚持教育过程的创新性，要坚持教育政策等制度供给的倾斜性，要坚持教育评价的高质量性。二是坚持教育民生需求的均等性原则，在教育强国建设中要保证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要坚持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民生可得性、优质教育资源的就近享有性。

沈毅：具体到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有四点很重要。一是系统规划与动态调整并重，既要坚持整体性谋划，避免割裂国家战略与民生需求的内在关联，同时要建立一套灵活高效的动态调整机制，能够迅速识别并响应国家战略导向的调整与民生需求的变化，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和资源配置，确保国家战略的长期性与民生需求的即时性通过灵活的动态调整实现平衡。二是分类施策、精准对接，不仅要聚焦于“顶天”使命，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实支撑，注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国家未来发展储备战略力量；也要不忘“立地”责任，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民生福祉，通过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广，直接提升民众生活质量，实现科技成果的社会价值最大化。三是协同创新与资源共享，要注重协同创新，促进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之间的融合与交叉；搭建跨学科研究平台，鼓励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展合作研究，促进知识共享与资源整合，提高科研效率与成果质量。四是评价改革引领价值重构，建立多维评价标准，既要有战略维度，允许有“十年磨一剑”长周期的教学科研考核机制，重点评估原创性、突破性成果；又要有民生维度，纳入社会服务指标（如毕业生就业质量、技术成果转化率），配套实施资源动态配置机制，形成“目标－评价－资源”闭环激励。

记者：在现实中，存在哪些由于对这对重大关系认识不到位、把握不精准而导致的观念偏差、行为误区？

柯政：据我观察，当前还存在三方面误区：一是“就教育论教育”的惯性思维比较大，主要关心教育事业本身的发展，关注“小循环”，对教育怎么“强”国，怎么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考虑相对较少。如一些高校过多关注学校学科排名，较少关注对国家和区域的实质贡献。二是对“教育是战略投入”的认识不深刻，对“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的认识不充分。一些人认为教育就是“花钱的”，就是满足民生需要，没有看到这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以致在规划产业发展时对其人才需求及相应教育投入需求关注不够，不能一体规划。三是一些地方和学校万事求稳，在遇到相关问题时不能因地制宜处理，而是机械地搞“一刀切”，不管由此带来的对教育生态、老百姓长远利益的影响，反映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够的问题。

沈毅：具体到高教领域，主要有以下误区：一是片面强调国家战略，忽视民生诉求。部分高校对高端科研、关键技术突破等关注度高，而不重视广大民众对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优质教育资源过度集中于国家战略相关领域，而民生领域的教育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二是片面追求均衡化，削弱自身竞争力。在资源分配中“撒胡椒面”，导致在原本可以突破的战略和民生优势重点领域投入不足，坐失发展良机。如某些高校为追求学科齐全广设学科专业，丧失特色优势。三是发展定力不足，盲目追热点。部分高校存在学科专业“焦虑症”，一味追新，关停并转或忽视原有行业特色和老牌优势专业，但在新设专业建设上“换汤不换药”，不能有效对接社会和区域产业发展需求，难以形成竞争新优势。四是将两者对立。部分高校存在“非此即彼”的认知误区，认为服务国家战略必然牺牲教育公平，或保障民生只需扩大招生规模，忽视质量提升。如扩招后部分高校师资与设施不足，加剧“内卷”。五是评价标准单一化。如“破五唯”停留在表面，而实际上仍片面地以项目经费、论文数量或就业率等单一指标衡量办学成效，忽视对国家战略和民生的综合贡献。

推动人才供给链与国家产业链精准对接

记者：要处理好这对关系，教育改革发展应向何处发力？

朱旭东：在基础教育阶段，要致力于城市学校之间的优质均衡发展，城乡学校之间的均等化、差异化和个性化发展，以及在城镇化过程中大班额优质教学和学校高质量教育发展，尤其要加大对西部地区县域教育的支持力度。还要正确处理好儿童全面发展和知识学习之间的关系，只关注知识学习很容易走向“唯分数”论，从而严重影响拔尖人才培养，难以有力支撑国家战略需求。

沈毅：在高等教育阶段，一是要以学生价值观塑造为根基，引导学生服务国家战略与民生需求。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大思政育人新格局，在课程学习、科研创新、社会实践活动中引导学生筑牢理想信念，增强其对民生和国家战略需求的深刻理解与强烈责任感。近年来，我校通过组织思政实践团到航天发射场观摩、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学习等，让学生亲身体验航天伟大进步。同时创新“院士班”“战略班”等人才培养模式，有效提升了学生的思政素养与综合能力。二是要重塑学科专业布局，构建服务国家与惠及民生的立体化学科体系。学科建设需同步瞄准国家战略制高点和民生痛点，在“顶天”层面，既要布局国家急需的占领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前沿领域，又要布局被“卡脖子”深刻影响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在“立地”层面，推动信息技术、新能源、现代农业、生命健康等学科下沉，助力区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三是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构建“有组织的卓越”发展范式。要强化产教融合，突破复杂技术壁垒，将前沿科研成果向教学转化，培养学生在解决真实复杂问题的过程中形成批判思维和创新迁移能力。这也是实现人才供给链与国家产业链精准对接，建设现代化强国、保障民生的底层支撑架构。我校将人才培养目标从“工程师的摇篮”拓展为培养学术大师、工程巨匠、业界领袖和治国栋梁四类杰出人才，强化分类培养和个性化培养，学生可根据国家需要、个人志向、能力与兴趣，全学段自主选择专业，个性化定制课程学习计划。四是创新成果共享机制，让科研突破真正惠及百姓生活。高校要建立“需求驱动、利益共享”的科研成果转化生态。通过大学科技园、现代产业学院等实体平台，将实验室里的“技术种子”培育成可落地的“产业果实”；要改革转化模式，推行“企业出题、高校解题”的联合攻关机制，开展“揭榜挂帅”“定向研发”等合作，以企业真实需求引导科研方向，既解决产业“卡脖子”难题，又培养实战型人才。关键是要打破利益壁垒，建立专利开放共享、成果转化分红等制度，让科研人员既获得荣誉感又有实际收益。

柯政：一是要想方设法办好国门学校，包括国门大学，要清醒认识这些学校对维护国家安全、巩固边疆、辐射中华文化具有的独特战略价值。二是对部分学生报考意愿相对低、就业渠道相对窄，但对国计民生有重大价值的基础学科专业，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三是要加大对部分直接服务于产业而且有重大贡献的行业类高校或者学院的特殊支持，树立起鲜明的“贡献导向”评价理念。